本文来自播客故事 FM 第 664 期。节目邀请人们讲述真实经历，我获得了翻译和发布的许可。这里提供中文版本。
深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大量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来自这里。微信原文中有许多当时的照片。
1998 年初中毕业，我想出去打工，妈妈不让。
因为我们那里出过“喂水蛭”的事：亲戚家的两个女儿出去打工，被叔叔卖进了养水蛭的黑厂。据说当时深圳有这种地下工厂，养水蛭作药材。
一天，表姐不舒服，没胃口，偷偷把饭倒了。她说：“奇怪，吃了饭的人都躺下了。”她也假装躺下，想看看怎么回事。
闭着眼，她感觉有人脱衣服，把她放进水槽。一睁眼，身上黑压压爬满水蛭，她吓坏了，光着身子跑出去。
我清楚记得警车把她送回来那天，村里很多人去看，妈妈也去了。她说太惨，有人出去打工，把命都丢了。
那是最早一代人出去打工的时候。
这是今天的讲述者小平对外出打工最早的记忆。年代久远，我们无法核实。
但无论“人血喂水蛭”是否存在，黑厂、嗜血压迫和逃命的工人，这些令人震动的隐喻，想必曾广泛出现在无数人的故事里。
可以把今天的节目当作角色扮演游戏：回到二十年前，作为最早来到深圳的几代打工者之一，你会过怎样的生活？从家乡到一线城市，会遇到什么？能抓住机会改变命运吗？会比现在过得更好吗？二十年间，打工者的命运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没变？
第一部分：天大的决定
我叫小平，河南南阳人，今年四十岁，2000 年来到深圳，一直打工到现在。
家里很穷，除了种地，没什么稳定挣钱的工作。即便如此，当时外出打工仍不普遍，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
听“人血养水蛭”的故事，我怕得觉得自己身上也有虫。但梦想就是靠双手多挣点钱，能让父母花上我挣的钱，是很幸福的事。再难也想咬牙试试。
小时候想要什么，我就绝食，一不吃饭妈妈就妥协。这次也一样。一天夜里，隔着墙听到妈妈说：“闺女这么倔，就让她出去吧，总不能饿死。”那夜我兴奋得睡不着。
第二天他们宣布同意。你知道吗，当时出去打工，是天大的事！
克服离家的恐惧，只是第一关。
那时没电话，只能写信。小平联系上在深圳的表姐，收到一封只有地址的信：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德昌电机厂。
像游戏终于触发主线任务，但陌生世界与漫长路途仍是需要逐步解锁的地图。
家里决定让哥哥送她，不是哥哥出过远门，只是年轻人总机灵些。临走妈妈反复叮嘱：路上坏人多，兄妹要一直一起走；陌生人东西不能吃，可能有迷药；带支笔，听不懂就写……带着这些叮嘱，小平出发了，意料之外的困难也从此开始。
第二部分：不许上厕所
2000 年 2 月 23 日离家。行李袋太大，哥哥一个人扛不动，我在后面帮着抬上火车。
钱在哥哥上衣口袋，他盯着，不敢睡。我坐在对面，也盯着他的口袋。
过了许多站，我想上厕所。哥哥说车晃，等停下再去。终于停了，他陪我去。以前邻居曾被锁在火车厕所里，妈妈特意交代要一起。
哥哥让我别关严门，留条缝给他拉着，用完敲一下。我刚脱裤子，就听乘务员喊：“身份证拿出来！没看到上面写着停车禁止使用厕所吗？”
哥哥解释第一次出门，不懂。我提着裤子跑出来，问怎么了，哥哥说身份证被拿走了。
唯一证件被拿走，我害怕极了。哥哥安慰说到站会还，但之后一路我再也不敢喝水。
第三部分：一点爱心
夜里十一点到广州，当时没有直达深圳的车，要先到广州。
快到站时，一群戴红帽、拿小红旗的人进了车厢：“旅客朋友们，到站已经半夜，汽车站又远。我们献一点爱心，安排直达深圳的豪华大巴，有电视、空调……每张票四十五元。”
很多人起身买票，哥哥怕没了，赶紧买两张。
出站确实有人穿红衣、拿红旗，但他们骑摩托，我们在后面拼命追，掉队的人没人管。我和哥哥扛着大包，追得很辛苦，好在没丢。
那人停在一辆黄色中巴前，让大家上车。根本不是豪华大巴，破得快报废了。哥哥没让我多说，把行李塞进去。车内已挤满人，过道架着木板，每排再挤两个人。
半夜里，行李都装了，谁敢争辩？只能忍着。
第四部分：下车
不知开了多久，车在荒郊野外停下，说大家要买票。
前排女人说火车上已经买过，刚拿出票，售票员就揪着领子把她扔下去，开车走了。
我隔着窗看她边追边哭：“我的包！我的包！”后来只剩缩成一团的身影，大概是蹲在地上哭。
很多人想反抗，却无能为力。我连表情都不敢有，怕也被扔下。大家又掏钱买了一次票。
车继续开，不报站，也不知到哪里。出门前爸爸买了一条烟，说遇事递烟好说话。哥哥挪到司机旁，把整条烟给他：“师傅，到新桥叫我们一声，好吗？”司机笑着收下点头。
结果并没叫！我们被放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等了好久才打到车，每人五十元送到新桥。
讲道理、陪笑脸没有用，钱才是最实际的通行证。这是小平出门学到的第一课。
火车上买票九十元，中巴上再付九十元，被丢下后打车一百元。从广州到深圳工厂，兄妹花了二百八十元。当年河南农民平均月收入是一百六十五元，这段路花了近两个月收入。
但钱仍没解决所有问题。接下来，还需要当年打工者的一件重要道具：暂住证。
第五部分：暂住证
下车就下起大雨，德昌电机厂前有电话亭，我们躲进去。一路颠簸，没吃东西，迷迷糊糊睡着了。
有人敲我的头，睁眼警车就在旁边。他要看暂住证，我根本不懂，说刚下火车。他问火车票呢，我说下车就扔了，谁知道还能用来证明？
警察拉我们上车。我不知所措。门口保安说：“孩子带这么多行李，一看刚从农村来，才问过我姐姐的地址，是来投亲的，不容易，别拉走。”一边说一边给每位警察递烟。
我被拉上去，又被踢下来，最终没被带走。
信息差不只在交通和处世，也在政策制度。没有本地户口，却想长期生活工作，就需要暂住证，否则可能罚款甚至遣返。
小平外出三年后，另一位打工者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收容后遭工作人员殴打致死。
从被丢下、失去行李的女乘客，到被收容打死的工人，打工路上的隐藏关卡逐个出现。父母经验和哥哥陪伴帮助她度过新手阶段，下一关却只能独自面对。
在表姐帮助下，小平成为德昌电机厂工人，开始面对冰冷庞大的钢铁丛林。
第六部分：受伤的手指
厂房高大，长得都一样。第一天上班我就迷路。当时只会家乡话，问路许多人不理，只好回宿舍。姐姐问第一天上班怎么回来了，我说找不到车间，她笑我，又气又急地送我到门口。
拉长问为什么迟到，我说找不到车间，整条线都笑起来，那一刻觉得自己像傻子。
车间没空调，只有破风扇，每天站十小时，又累又苦。我负责高温冲压后取料。
刚上手时，材料没顺利通过感应器，我学老员工伸左手食指去拨，突然手和材料一起被模具死死夹住。材料反复加热，碰一下就起泡，我的手指却完全贴住，疼得撕心裂肺，拼命叫喊。
应该按紧急开关，可右手够不着，左手被夹住。同线的人看见只是摇头笑笑，扭到一边，没人动。哭声终于惊动拉长，他过来关了急停。
手指取出时，那块肉已经黑了，完全没感觉。
在深圳，刚进厂不认识人，别人不会顺手帮你。受伤后产品堆起来、机器停了，他们反而能玩一会儿，照样拿钱。
后来换了工位，仍处理很锋利的片料，扎进手指。我怕拉长骂，捏住伤口继续。巡线时他问怎么地上这么多血，我也不敢说。
进厂不到一个月就受工伤，又因材料过敏，耳朵起疙瘩，痛得受不了。我特别想妈妈，才知道独自生活没想象好。
2000 年 2 月 25 日进厂，工号 453216。29 日第一次发工资，七十元。给我一百，要找三十，我连找的钱都没有。拿着钱，整只手都在抖：这就是辛苦挣来的钱。
拿工资并非通关，而是更难游戏的开始。沙井工厂和打工者聚集，各种帮派也闻钱而来。除非不出厂，否则总有办法骗走或抢走血汗钱。
第七部分：沙井街头
发工资后我去逛街，看见红布摊上摆金链，牌子写十元、买二送一，要多长都可以。我还要求剪长些。剪完老板举起牌子，上面小字写着“每厘米”。一算，七百元！
吃快餐嫌肉贵，点两元土豆丝，吃完要几百元。原来两元是一根，不是一盘。
宿舍女生早上出门，被摩托车上的人抢耳环，耳朵扯破流血。有人白天逛街也被抢，抢匪发现是假首饰，还打人，说没钱别戴假的骗他们。
厂里还有女孩试裤子，线缝开了，就不想买。老板骑在她身上打，当街撕破她的衣服。女孩受辱跑回宿舍，当晚跳楼死了。
那时这类事很多，治安薄弱，工人出去总被坑骗抢劫，许多人不敢出门。
在家乡从没见过坏人，突然亲历，就觉得社会黑暗，人太冷，没人同情或帮助。有时讲给工友听，也只是被当笑话，笑你傻，只能把事情藏心里。
继续打工还是回家？小平选择坚持，小心不出厂门。熬了两年，终于决定回家，却恰好交到第一个朋友。因为她，小平再次走出工厂，也更直观地见到了厂外深圳的残酷。
第八部分：一个朋友
辞职时经理说可以批准，但工资要月底结。我就在厂前租了床位，单间住很多人，等工资。
上铺女孩认出我用的厂里床单，问是不是德昌的。就这样聊起来，我很同情她。她很漂亮，弯眉、大眼、白皮肤、长睫毛。
找工作时被骗，被关着，不答应卖身就不给吃喝。没办法，她屈服，接客一个月后逃出来，又找工作。
她经历很多。我说就要离开深圳，却没滑过旱冰，没去过录像厅，很遗憾。她说容易，带我去。
第一次去旱冰场，很大，漂亮的人很多。她像明星，男孩都来牵手。两个纹身男一左一右拉着她，后来为她拔刀打起来。我赶紧拉她跑回出租屋。
之后一起去夜市录像厅，通宵看恐怖片。第二天出来买早餐，发现厅门口围着很多人，一块白布盖着东西。问了才知，一个打工女孩被强暴致死，赤裸藏在第一排凳子下。
我们就坐在那一排！凳子下面有人死了，我们竟不知道！
我只想赶紧离开深圳，太可怕，之后不敢出门，工资拿到就走。后来再没联系，不知那个女孩去了哪里。
小平刚有朋友、刚对深圳燃起一点兴趣，又换来更深的恐惧。快速变化的生活、原子化关系、压抑劳动与弱肉强食，是第一代打工者共同的创伤。
她回河南农村成家，生下一儿一女。但这会比打工更好吗？能稳定安全吗？她也没有答案。
第九部分：回不去
有次儿子感冒咳嗽很久，晚上睡着时喉咙呜呜响，每次呼吸都像难受得不行。
我叫丈夫打车去城里医院，他说得先借钱。连车费也没有。他叫醒隔壁邻居，对方连门没开，就从楼上扔下二百元。
钱不够，但刚成家真没积蓄。东拼西凑，半夜送到医院，孩子直接推进抢救室。医生回头说：“你们怎么当父母的，再晚一点孩子就没了！”
这话刺痛了我。我知道生活不能这样。没钱吃穿能忍，孩子病了没钱治，怎么忍？家里再有点病，都负担不起。
那一刻决定，再出去打工。儿子出院后买了火车票，把孩子留给奶奶。
出发那天很早，我和丈夫想偷偷看一眼。刚到门口，坐在堂屋门槛上的儿子就看见我，手里的馒头掉下，嘴里的也随着哭滑下来，鼻涕口水眼泪混在一起。
丈夫让我赶紧藏厨房，他抱着儿子哄。儿子在外哭，我在厨房哭。哭够了，就偷偷走了。
继续打工还是回家，也许原本就没有选择。沿海与农村发展差距巨大，小平已经回不去。她在家种地，也试过其他办法，辛苦几年没挣到钱。再舍不得孩子，仍要出去，像早已编好的游戏，无论选哪条路，都要回到打工。
2009 年她再次来到深圳。社会转型与全球资本已进入新阶段，信息闭塞、交通阻隔和恶劣治安逐渐过去，世界工厂的工人却面临新的关卡。
第十部分：富士康
这次进富士康，想挣钱，也把身体保住。刚进来底薪九百二十元，一个月不休息、全勤能拿一千八，觉得很多了。后来发生十三连跳，恐惧又回来了。
那时跳楼很频繁，感觉天天有人死。走路看见楼上有人，就怕他跳下来砸到我，总觉得楼顶有人，所以离楼很远。
有次早上下班走到 G15 栋，一大群人围着，又有人跳楼。我想凑近，室友拉住，说看了会做噩梦。
工人为什么接连跳楼，巨大生产体系背后有什么，是另一个故事。
时代和轨迹变了，小平也变了。过去带着年轻人的期待出去，这次作为母亲，只想给家庭和孩子挣钱。2000 年进电机厂时月薪六百，如今富士康每天十小时，除法定假期外没有休息。
深圳深南大道上，常有打工者在邓小平画像前拍照，眼里带着对城市和未来的期待。小平却从没去过。治安改善后，她敢逛街滑冰，却一次也没进过深圳市区。
第十一部分：圆满结局
打工二十多年，从没去过深圳市区。
室友生日，一起去照相馆，布景写着“世界之窗”“未来时代”。我问在哪，他们说深圳。我才知道原来深圳有这些地方。
不知道世界之窗什么样，也不想去。我觉得没能力在深圳扎根，从没想过，也不敢想。
主要就是挣钱养家。
孩子在家与我不亲，留守儿童也可怜。儿子玩游戏，我管他，他说：“生了我又没养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不后悔出来，无论对错都不能重来。但至少孩子生病时，卡里有钱，花完也没关系，只要他们健康。
社保已交十一年，最大梦想是再在厂里干三年，把社保持续交满十五年，能领养老金。
然后就可以告别打工生活，离开这里。
这就是我的圆满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