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 Peter 的帮助。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话浓缩了毛泽东思想，也塑造了当代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诸夏文明的演变是一场不断恶化的变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经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贵族、宗族等社会骨干逐渐在清洗中消失。近代以来，社会成为松散的原子个人，无法抵挡外来秩序的整合与控制。
孔子与屈原是她的伯里克利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中国”这一古老光荣的名称，已经很少关联过去的实际德性。
她是文明耗尽后的灰烬，能否成为新文明的材料仍不确定。她输入文明，而不生产文明；尚未表现出足以学习诚实的德性，也没有未来文明的明显迹象。政治意义上的崛起，可能是走向自毁的捷径。
我想从三个方面概述：古老的自由、两千年户籍制度，以及共产主义中国的毛、邓、习时代。
古老的自由：约公元前 771—476 年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春秋早期，诸侯国彼此不远，疆域和军队规模有限。作为当时知识阶层的武士，负担不起远征和持久战争，往往约好时间地点再交战。
这是这片土地的英雄时代，也是数千年间文明自发生成的时代。贵族以战士身份为荣，普通人争取参战，君主也常亲自上阵。孔子、老子等至今代表中国文化的思想家，都来自这个时代。
有个故事：败军逃跑，战车陷进泥里，胜方没有追杀，反帮他们抬车。败方还打趣，大国果然更有逃跑经验。
另一个故事是宋襄公与楚国交战。楚军渡河时，弟弟建议进攻，宋襄公说仁义之国不能趁人未渡河而打。渡河后尚未列阵，又有人建议抓住最后机会，他仍拒绝趁人之危。
结果宋军败给强楚，宋襄公中箭，众人抱怨，他仍坚持作战应有道义，但无法说服别人。一年后因伤去世。
这片土地不断用这种故事证明暴力与权术无所不能，而信仰与正义迂腐。宋襄公没等到救主，没能证明战争中还有比胜利更重要的东西。恶人获胜、义人消亡的历史，反向映出福音。
春秋之后，诸夏再无贵族。
两千年的户籍制度
秦开始大一统，此后人们未逃出秦制阴影。户籍本质上划分人口、安排奴隶的命运：户口在村里，就耕种到死。人逐渐学会接受，失去想象其他可能和保护自己的力量。与民众共同作战的封建武士，被只服从上级的士大夫替代，是文明的第一轮自杀。
秦始皇受到特别严厉的谴责，不一定因为暴政最重，也因为东方诸国尚有恢复多国体系的热情。共同体瓦解、爱国精神衰落后，人们对暴政越来越能忍。反抗减少，造成暴政减少的错觉，原因却在社会而非宫廷。
严格说，中国并无连续的大一统传统，而是反复彻底解体、人口毁灭后再统一，通常由北方不同外来势力重建。征服者又迅速汉化，习惯轻松收益，忘记作战，再被下一批征服。
统一厌恶勇敢，要求不在意统治者更替的顺民。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把外来征服者都写成中国人。人们忘记上次屠杀，用新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保护自己易受迫害的传统，换短暂安宁；这往往也可能是他们仅有的较好选择。
秦汉以来，文化中缺少真正战士，也就缺少公民和政治生活。“好男不当兵”流传很久，前线常是囚犯、奴隶与别无选择的人。户籍近似奴役制度，今天仍重要。人们常归咎共产主义，但这种结构已有数千年：好时辛苦劳动，坏时成为炮灰。
共产主义中国
帝国社会像高度同质化的麦田，虽高产，外来物种侵入时却容易全毁。保留多国传统的地区像热带雨林，很难由一种生物摧毁其他全部。
西方炮舰加速了帝国衰亡。清朝由少数满洲人统治，宫中常用满语而非官话。清与西方交涉时，“China”逐渐出现在英文文件中，原本更像地理名称，后来与“大清”合流，成为统治多数人口的非正式国名。
清亡时，梁启超创造“新中国”与相应民族概念，以继承整个帝国遗产。他通过发明历史改变未来，后来者不敢推翻，因为也会推翻自身立足点，如坐在枝头锯树。
义和团反洋反教之后，1902 年梁启超提出新中国，主张它应与英法并列，而非对应整个欧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某些层面确有道理。更深的问题在“中国”这个类似奥斯曼主义的建构。
“中国”是混合概念，至少有三种重叠：孔子时代多国诸夏及其后的秦汉；来自外部伊朗地区影响的隋唐帝国；来自蒙古高原的元清及其后民国与人民共和国。后两个体系中的内地十八省和汉人，像英帝国中的印度人，虽人口多，却仍是战利品。
1912 年民国继承清帝国疆域，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如风暴中脆弱的花。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观念又像诅咒：辽阔地域的人无法互信团结、保护自己，向相对仁慈的统治者要求更多，最终却迎来更坏的统治，屈服暴力。
强者的弱点是顾虑太多，弱者的优势是没有底线。抗日战争耗尽国民党，蒋介石虽是基督徒，也与历代帝王一样梦想统一，最终退到台湾。更多谎言和无上限暴力帮助共产党赢得内战。从三十年代历史看，它呈现出流氓与恐怖组织特征，而贫瘠社会缺乏足以抵抗的力量。即便后来尝试表现为正常国家，底色仍会显露。
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如同中共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诞生之初，未来悲剧已经埋下。
中国过去更像巨大殖民地，而非血肉相连的民族。统治集团把臣民当剥削对象，共产国际替代鲜卑与满洲，文革又摧毁更多诸夏遗产。与旧帝国共同之处，是以消耗农民发展军事；不同之处，是这种消耗更无保留。
毛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鄙视教条。不要只用宣传词汇赞成或反驳他。他的逻辑是利用弱点、释放隐藏欲望，解除道德、传统和礼仪束缚。尊重他人可能得到理智感谢，却招致暗中怨恨；放开道德枷锁，理智虽谴责，欲望却感谢。约束道德者得到泡影，服从黑暗者得到实利。
毛时代有大饥荒、按比例杀人与文革狂热，但他清楚自身在世界的位置：曾服从又憎恨斯大林，后来成功接近也需要中国对抗苏联的美国。到习时代，皇帝梦想仍在，却更缺世界尺度，加快西方失信。他必须回到毛式道路，又缺少毛为维持政权大规模杀人的决绝。愚蠢是邪恶的核心，轨道已像铁路线一样锁定。
毛与习之间的全球血汗工厂时代接近尾声。起点是 1989 年邓小平命坦克驶上长安街。“长安”意为长久安宁。北京坦克之所以产生最大国际效应，是因为公开发生，又与柏林墙倒塌形成对照。被监禁的不只有学生，也有不愿开枪的军人。支持学生的赵紫阳被软禁至死。三年后改革开放堵住许多人的嘴，包括西方。事件从课本与年轻人记忆消失，世界争相与人口大国交易。百年前西方还会在条约里要求保护传教士，此时却不再如此。
表面开放与富裕，是政权为自保接受美国资源的副产品，人却容易忘掉原目的。政权把人质式逻辑强加世界：必须拯救濒危民众，而拯救民众也顺带救了政党。美国则天真相信连接世界、变富就会改善一切，像相信难以面对的病终会无痛自愈。观察暴力机构扩张与大企业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知道开放受制于政权利益，不利时仍会关闭。
西方眼中像监狱的工作环境，对很多农民却是父母不曾有的机会。但不能只赚轻松的钱、享受廉价中国制造，把污染、压迫、贿赂和禁令留在中国。武汉火葬场繁忙、疫情信息被掩盖时，世卫组织仍赞扬中国应对。若农村菜农知道世界忙着用官方感染数字建数学模型，恐怕会笑。
长期绝对权力下，人们自愿或被迫直接面对官僚权力，既脆弱驯服，又暴烈不安，失去共同利益共同体的身份。没有共同体，也缺少共同体培育的勇敢与信任，很多灾难都呈现“一个太阳、万千蚂蚁”的结构。
这种意识形态像蝗群，吃完成熟麦田就需要新田，否则饥饿。1945 年满洲与 1978 年人口红利是过去的麦田。人口下降后，中国劳动力不再像三十年来那样让全球获利，于是急需香港、“一带一路”或台湾等新空间。
香港人、维吾尔人与藏人仍因勇气被世界记作受压迫者，更多普通中国人的死亡却少有人知。政权试图消除独特身份，让他们成为无特征或只能被官方定义的中国人，死亡也难引注意。
在伤害自己的权力又是唯一依靠时，许多人通过讨好伤害者换安全，甚至学会用同样策略对待别人。丛林里的懦弱者也残酷。有些人知道自己将被煮，却只能平静，不一定因为智慧，而是别无选择。
把信仰当负担的毛式逻辑，看似世界的底层规则，却似乎还有更根本的规律。两千年来，这片土地被“煮掉”的人多到难以想象。这里的精神顺应人性脆弱：从有信仰者堕向顺民，是自然滑落的方向。
世界大部分被这种逻辑侵蚀，少数人又成为新世界中心。历史起点到处都是，终点的图景却像中国。母亲在恐惧与毁灭中教孩子，勇敢会招来厄运。世界未完全堕落，也与这种警示有关。世界远离上帝，接近中国。
末人看见虚无的地方，普通人仍可能看见奇迹。福音尚未真正深入多数人的生活，人们至今嘲笑宋襄公，放弃等待正义，也不相信它存在。世界历史是否会成为重新发现自己、听见正义声音、再被所抛弃的神救赎的故事，仍不可知。但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神时，选择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