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来是包含无限可能的，那么历史亦然。若要把握命运，必先把握记忆。
但把握历史的能力也是因人而异的，一如算命术士观相预言的灵验程度。有的人能从一点只言片语中嗅出故事将来发展的全部脉络，有的人直到被做成了人肉包子都不明所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所谓观相，《塔罗冥想》中所谓魔法师的类比联想，数据科学中所谓朴素贝叶斯。
即使当年的人民日报满篇都是自由民主的承诺，面对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在1948年仍然选择了蒋介石派来的最后一次南下的飞机。彼时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之子胡思杜，不听父亲苦劝，决定留下来一心一意建设新中国，与父亲划清界限。1957年因为反右自杀的那个夜晚，这个37岁的胡适幼子，不知有没有想起九年前那架没有登上的飞机。
《死灵魂》中带着金星钢笔的数学教师，泪别妻子和三个孩子到了夹边沟，举目四望，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此后无数个只有荒野，星光，寒风和尸体的夜晚，饥肠辘辘的回想起自己的行李是多么奢侈和不合时宜。《含泪活着》中上海的35岁父亲1989年跑到日本，决定靠打黑工一己改变家族命运的那一刻，仿佛已经怀着14年后女儿必会在美利坚读书立足，帮助全家移民的信心。《华人移民史》中11岁与家里吵架的中山少年，随便上了艘码头的船打算浪几天再回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艘小小的船，让他的子嗣从此成了墨西哥人，九个孩子之一还是日后的墨西哥驻中国大使。
1930年踏入美国国门前在天使岛还有牛奶喝的几个月监禁，虽然在后来美国人民的眼中是多么的种族歧视和不人道主义，相比若干年后人为造成的史上最大饥荒，在华人的历史中自然不值一提。正如在美国的二代三代移民们还能替他们的父辈讨一个公道，在岛上竖起一座座纪念牌，甘肃明水的盐碱地上至今仍是一片光秃秃的白骨，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姓名与后代。而仅存的那些有记忆和良知的老人，在死前仍是重点监控对象。逃往古巴的移民们，逃得过故土的内战，饥荒和文革，却料不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都是一个味道，无非是昔日的土匪借着苏联的思想组织武器做大，带领其他改名无产阶级的流氓抢走体面人的全部家产，谁不同意就杀掉罢了。而当年跟着党在土地改革中打倒地主，在三反五反中逼着资本家当空降兵的贫下中农们，等不到自己的孙子出生，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后的1959年就饿死了。命运永远在上帝的公义与个人的勇气之间来回摇摆，骰子是否落定，当然是双方博弈的结果。然而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观者，看到《龙哥》的主人公在开头叫嚷着，我这一次真打算把这玩意戒掉的时候，应该都能预见到他不是死于吸毒过量，就是终老狱中的结局。
个人的命运自然与土地紧密相连。但凡善终者，大都应了那句秘传心法，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现在一路向左的加拿大，不知还有多少华裔记得和理解，在当年还有人头税和排华法案的时候，是华人中有远见的勇敢者不计前嫌，代表加拿大参战面对德军，用血换来了日后加拿大华裔的投票权。
至于民族的命运，奥斯曼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注定无法共存，这个诅咒就是中国何时才能从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历史循环中迈向现代文明的答案。战利品虽然敞开了用，但靠欺骗和抢夺而来的东西在上帝的天平上注定是需要还的。秋天的丰收，伴随着枯黄的落叶和冷酷的寒冬。当被战利品拖垮之后，没有记忆的民族自然没有未来。阎锡山和龙云们如果有一天成为民族英雄，大英博物馆墙上关于Dian的故事，是不是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始无终。
十几年前李敖在清华演讲，说你们不要都跑到美国读博士，所谓的自了汉，没什么了不起。别人说哪里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说，哪里是我的祖国，我就要让哪里自由。当年那些欢呼鼓掌的年轻人们，不知道现在何方。而哪里是我的祖国，可能在不算太遥远的将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问题。
我们通过选择我们的神明，选择我们的命运。一如奥尔良的少女，化身圣女贞德，成为上帝武士。在英格兰军队被法国彻底驱逐出境的20年后，终于从女巫平反，500年后被梵蒂冈封圣。而像贞德身着男装，手握战旗，感受到命运的那些时刻，一个人才是真正活着。至于那胜利是上帝的神秘力量，还是贞德的有勇有谋，则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