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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小记
这本书是李景沆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回忆录,他本人出现在纪录片《死灵魂》中,我将他在影片中的一些口述简要记录过,这本书他在片中提到过,我一直没忘。
书很短,如果对夹边沟历史有所了解,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无非增加些细节,但作为基督徒还是值得一读的。那些悲惨就略过吧,想了解的去读书,简单说几个印象深刻的点:
- 作者年轻时候在甘肃机缘巧合去过基督徒开的医院,医生护士们应该都是西方传教士,会在医院祈祷。
- 甘肃沦陷前夜,马家军和你共还是干了几仗的。但大部分像作者一样的汉族,帝国编户齐名统治下,世世代代费拉当惯了,不习惯通过战斗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战死比死在夹边沟里好得多。
- 据称某老师酒醉后云:共产党可杀。后来死在夹边沟了。
- 各路容易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们,留学精英们,在那种环境里无法保持丝毫的尊严和体面。人的动物性和恶会被无限放大。
- 东北人回忆小时候去远处的村子取火,人与人之间那么亲切友好。现在人恨人是什么世道。
-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督徒感叹,没想到人竟能到这步田地。
- 有一幕是作者和同伴被上级要求跳下水工作,好像是大坝还是水闸,作者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跳下去必死无疑。同伴果断主动跳下去了,回来后两个人相拥在一起,作者哭着努力用自己的身体暖和对方。
- 书是香港出的。祝福香港,为港人祈祷。
- 给死灵魂加字幕的后来好像还遇到过当局找麻烦。
- 作者提了多少遍罗马书8:28
- 如果说我们能从传教士们舍己的爱中看出天堂的倒影,我们也能从夹边沟的匮乏与憎恨中嗅出地狱的气息。爱是从上帝来的,地狱只是离上帝太远的不信者们自己的造物及归宿。
作者受访
来源:辉说(huishuo2016)
作者:依娃
小编按语:神的仆人李景沆弟兄打完了一生美好的仗,已经荣归天家。今天特推介关于他的一篇采访,盼望神藉着老弟兄一生美好的见证激励我们众肢体。
王怡牧师语:神的仆人李景沆长老,昨日(9月28日)离世归主,在世95年。甘肃天水。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夹边沟的幸存者。家庭教会殉道时代的记忆。终于歇了这世上的工,死在所多么玛城的街上。曾经,他与降卑的基督同在。现在,他与升高的基督同在了。主啊,我愿你来,也愿离世与你同在。怜悯我,扶持我,跑完最后一段或长或短的路。
受访人:李景沆,男,90岁,甘肃省天水市师范学院教授。
一九五七年在天水市第一中学被打成右派,发配夹边沟劳教。
是一名虔城的基督徒,著作有«蒙恩历程»。
时间:2012年8月25日、31日。录音长度:121分钟
采访地点:甘肃省天水市师范学院李景沆家。
大饥荒饿亡者:杨阳谷,男,30多岁,甘肃省天水师范老师,右派分子,饿亡于夹边沟。
杨阳谷的父亲,年纪不详,甘肃省天水市人,饿死于劳改队。
杨阳谷的母亲,年纪不详在丈夫被劳改、儿子被送到夹边沟后,自杀而亡。
李绿竹,女,11岁,甘肃省天水市场人,父亲去夹边沟,无钱治病,病亡。
邓立之,男,年纪不详,甘肃省临泽人,夹边沟右派,饿亡后被食。
傅作恭,男,50多岁,留美水利专家,夹边沟右派,饿亡。
任继文,男,甘肃省天水市一中校长,夹边沟右派,饿亡。
项文林,男,20多岁,甘肃省地质队工作,加边沟右派,因饥饿难忍,跳井自杀。
李崇厚,男,年纪不详,甘肃省徽县文化馆工作,加边沟右派,饿亡
根据天水地区档案馆有关资料记载:自1958年5月8日起,天水地区遣送夹边沟劳改的“右派分子”共计238人,生还了22人,按当时甘肃十个地、州、市算,甘肃全省葬身“夹边沟”的人数至少在三千人左右。
人吃人案件: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农场,有一个从临泽县送来的右派医生大夫邓立之,原籍山东,大个子,脸红红的,胖胖的,人很老实。由于长期饥饿,刚刚死。尸抛沙丘时,被三个劳教的人刨开沙子,割掉邓大腿上的肉。晚上三人合伙割邓立之的肉吃,剩余得拿来藏在一个右派睡的被窝里。第二天,他们同住的人,都发现他的被窝里有很多粘稠的血迹。吃人者被农场领导批斗打骂。
前记:我早早起来,在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献花,有百合、天堂鸟、康奈馨。在朋友庞女士的陪同下,来到天水师范学院。我们进了一座灰色的旧楼,登上三楼,然后敲门。门开了,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雪白却浓密的头发,沧桑却红润的脸颊,慈祥而善良的眼神。。“这位就是李老师,他就是去过夹边沟的。”我想走上前,拥抱住这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我的泪水禁不住涌出来,苦涩而酸楚。我知道,我拥抱的不只是一个九旬老人,一个夹边沟幸存者。我感觉到,我拥抱的是三千多名夹边沟右派不甘的死魂,至今难以安宁的死魂……
(拜访夹边沟右派李景沆和妻子赵丽珍)
依:李老师,我到天水来,就想拜访一下您。
李:那太好了,你能来,我很高兴。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咱们的右派有一个惨案,在甘肃酒泉的夹边沟那个地方。知识分子,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呀,大学教授、小学教师、画家、报社编辑等等的,去了三千五百人,幸存者只有三百人。幸存者连百分之十都没有。这个事情太多了,一下子没办法给你说清楚,从我的书«蒙恩历程»里你就能看到。
我希望你能带多少本就带多少本,拿出去给国外的中国人看看。你能带多少是多少,能带十本,更多更好,但是你带不动,能带多少算多少。
依:您今年九十岁,是吧?
李:九十岁。
依:我听胡杰说过你,介绍过你的书,但一直没有看到。
李:香港有卖的,但是它没有这些夹边沟的照片。照片很宝贵,这些照片,都是一些好朋友去夹边沟采访照回来,让我采用的。我还有别人去夹边沟拍下的死人骷髅的照片,我给你慢慢的找。这本书已经是第四版了,比以前厚了。我先后修订了几次。
关于夹边沟的书已经有好几本了,有些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有些是直接写的,这一本的作者是我的学生,叫邢同义,这个书就是«恍如隔世»,里面的一篇文章就写的是我。
这本书这么厚,我的几乎占了一百多页,都是写我的。其实,他写我的时候,是摘录我的书,他也需要我的资料。法国买了他的版权,买了版权。这本书现在全国发行了有一万多册,还继续有人看,网上也有我的资料。
依:他是采访你的吗?
李:先是用口述制作成磁带,录了八盘磁带,他回去根据八盘磁带整理,整理时不清楚、不懂的地方再来问我。现在有一个电影,已经在国外得了奖了。
依:叫什么电影?
李:叫«夹边沟»。
依:中国人拍的,王兵导演的,我看过两三次。
李:不真实。
依:不真实?我还觉得拍得好。你说为啥不真实?因为你是亲历人。
李:他不真实,他拍的这个地窝子,还有灯,还有水壶、还有桌子。真实是那个地形地貌真实,内容实际上比电影残酷得多,最不真实的是哪里来的桌子?哪里有什么热水瓶?里面全是土台子,全是土台子,再什么都没有。
依:只有你能看到这个不真实。
李:比电影残酷得多,表现不出来。比电影还惨,他导演没有那个亲身经历,我是亲身经历的。电影我看了,网上就有,下载了看的。
你看,在我的书里面的附录三,就把夹边沟的死人情况我自己才搞清楚了。我怎么搞清楚的?有一个朋友,想采访明水河,往夹边沟一共送去知识分子三千五百人,两年以后,就是一九五九年的深冬,滴水成冰的时候,他们把余下的(注:在夹边沟饿死一千多名后剩下的)两千右派分子,送到高台县的明水河,高台属于张揶地区管,张揶地区的高台县的明水河。这个地方是一片荒野、沙漠,在滴水成冰的时候,他们宣布:“大搞春播大战,向党献礼。”把两千人就送过去了,去搞春播大战。没有行李、没有冬衣,这怎么解释?
我以后才发现,在采访过程中才清楚,以前都不清楚,想来想去才清楚呀。第一条春播大战的时候,一批一批的送,只送人,不带行李,车只装人,不装行李。在夹边沟来说,我是一个政府最相信的人,我是个画地为牢的人,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场部,押送行李。人都先走完了,我押着行李,带上木工组的工具,和干部一起离开了夹边沟。我去了以后,他们就问我:“天爷!老李,你为什么把行李送来的这样迟?我们当‘团长’已经半个多月了,快冻死完了。”什么叫“团长”?你想想,零下二十多度下的人,那些人晚上缩成一团,像个人肉团子一样二十多天,怎么不是“团长”?
现在我才清楚。所谓春播大战,第一,不给种子。第二,不给工具。第三,旷野里没有耕地面积。第四:没有住处。旷野没有人能住的地方。第五,没有水源。怎么叫春播大战?送去两千多知识分子,做总结这就叫集体屠杀,一下子饿死。集体屠杀,这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找不见的。这必须让外面的人知道,这一点,我给你说,就把历史揭穿了。
夹边沟饿死的天水右派有不少。我的小学同学杨阳谷,他的母亲是天水的大地主家的女儿,他父亲解放时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捐献出去了。他本人毕业于北京师大,后来回到天水师范大学教书。他的大哥杨兑生和当时的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结婚,是天水的一段佳话。他大哥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被国民党暗杀,算是为共产党牺牲了。他的父亲死在劳改队,母亲自杀。杨谷生被打成右派后,送到加边沟,就死在夹边沟。可谓家破人亡。你看,这一家人惨不惨?
我为什么能生还?我为什么能生还?从两个观点说,第一个事实,在我几乎完全要灭绝的时候,两千人,还死的不到三百人的时候,眼看全要结束了(死完了),不是把死人的口都封住了吗?历史上就没有人知道了吗?人就是死完也没有人知道,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去。但是上帝有眼,中央有一个钱正英部长,(李先生拿来珍藏的钱正英部长的照片)这是钱正英部长,就是这个人,是个女的,这个人了不起。因此我留下她的像片做个纪念,做为我救命的人,我留下来。如果夹边沟没有这个人,夹边沟的历史就没有人知道了。
她叫钱正英,我们都叫她钱英。她在我们快全部灭绝的时候,她来到西北考察,司机把方向给搞错了,把车给开到明水河了,当时路也不好,也找不到方向。
依:那是老天爷叫她来的。
李:对,车开进去,钱英看见有炊烟,旷野怎么会有炊烟?怎么有人家?她看见野滩上有死人的尸体,风吹日晒的,暴尸戈壁。她就让司机继续往前走,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死人?都是些什么人?她就开到农场,找我们的场长,场长大喊了一声:“绑!”就把钱英给绑起来,他认识人。车上有三个人,还有一个秘书和司机,那个秘书就说:“站住!这是我们的钱部长。”那个场长就吓坏了。钱英看到右派的个个面黄肌瘦,连吃饭、大小便都不能下炕,都在炕上解决,炎炎一息。大吃一惊,就赶紧给中央打电话,中央给甘肃省委打电话,抢救人命。我就是被抢救回来的。
依:这是哪一年了?
李:这是一六零年的年底,再有一个月就六一年了,六零年的下旬了,只有十几天就元旦了。
依:你那时候也就是三十七岁?
李:三十七岁,这才有了我的今天,我才能写出来这本«蒙恩历程»,如果没有钱英,明水河的人就死完了,现在就变成灰了,连骨头都不见了。历史上共产党就成功了,杀人灭口就成功了,人类的历史就埋葬完了。
依:我今天也不会坐在你面前了。
李:正是因为上帝有眼,有钱英揭开了这个盖子,这个人太要紧了,这个人太要紧了。
依:你这一句话很好:“上帝有眼”,人间再丑恶,世界再邪恶,上帝都会睁开眼睛。
李:我写这本书不容易,本来我是一名数学教师,文学水平不是那么好,我想告诉人的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必须把上帝的恩典写出来。第二个观点,必须把历史事实和 亲身经历写出来,这就尽了一个人的责任了。因此,我就开始写作了,其实,我是一个不会搞文学的人,但是在上帝的引领之下,我就把这个书写出来了。现在这个书已经赠送、发行了七千册了,现在准备第五次印刷,香港给的书号,在兰州印刷的。
(五十年过去了,夹边沟处处白骨累累)
依:你去夹边沟有多长时间?
李:两年零六个月,不到三年。我又重访了两次,到夹边沟去的时候。我找不到地方了,地形地貌都变化了,最后写«恍若隔世»的这个作者邢同义,他说:“李老师,我能找到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当地的第一把手,政治上的,酒泉市的第一书记。正因为他是地位书记,他才把事情搞清楚了。
依:他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弄不好官当不成了。
李:对,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写这个?”他说:“李老师,我要做个人,我要尽我的责任,这么大、这么悲惨的事情,我不写谁写呀?政府法办我,我都无所谓,我就不当这个官了。”他就把这个书写出来了。
他的书写完以后,甘肃省不许他出版。但是他想尽办法,还是出版了,在兰州出版了。
依: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夹边沟的?
李:你问的很好,你为什么去夹边沟?我来回答。我本来不是右派,从来没有任何右派言论,再说我的成分好,也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根子好着呢。第三,我没有政治问题,连三青团都没有参加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旧社会都要参加,我没有参加。这三方面就把我救下来了,这是上帝带领我逃过的,但是还是给我戴了个帽子,无中生有的帽子。
“李景沆,不发言比不发言还恶毒。”说我对党怀恨在心,我不发言不表态也是右派。
依:因为他有百分比,张三李四总得有人去。
李:本来中央的政策是百分之五,但是天水市第一中学的右派,职工是四十二人,右派分子是二十二个,百分之五十都超过了。超额多少倍完成任务,以显示对党的忠诚。揪出来的右派越多越忠诚,越红。害人越厉害,越忠诚。
最后学校宣布右派的时候说:“我们学校有二十二个右派,最轻的宣布你们四个人,你们可以接受劳教,也可以不接受劳教,自谋生活。你们想想,今天下午决定。”当场有两个人表决:“我离开学校。”当场就离开学校了。还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去?还是不去?
依:把你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你保持沉默,不表态?
李:你不说话就是对党不满,不说话就更恶毒,就是右派。
依:当时有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宣布你的右派问题?
李:没有,人家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我为什么要去呢?他们说去酒泉劳教,两年以后回来,其实是无期徒刑,是骗人,知识分子就受骗了。这是个信仰问题,我为什么去?我向主祷告:如果这一个月我生了病,我就不去。没有病,我就去。因为我是独生子,家里八口子人,全靠我一个人支撑,我不管就全家饿死。这是个信仰的问题,我就去了。
我就在上帝的启示之下,上帝叫我去!上帝叫我受苦!上帝叫我写这本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我在夹边沟受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为什么?一切都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举个例子,邢同义写了那本书以后,从兰州专门跑到我家里来问:“李老师,你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为了你的信仰,几乎要牺牲了你的生命而不顾。但是你写的‘神迹’我不懂。你是不编谎的人,写的‘神迹’我不懂。
依:什么叫“神迹”?
李:给人显现出来上帝的荣光,就是神迹。一种神奇的光亮照亮你,让你感觉到上帝的爱和赐予的力量。只有宗教信仰虔城的人才能感知这种力量的存在。邢同义从兰州专门来问我:“什么叫‘神迹’?我不懂,我整夜不得平安呀,我写你呢,我信不了,这是个矛盾。”我对他说,在夹边沟绝望中,曾经有一轮大光照亮我,让我忍耐忍耐,一切苦难都会过去。我说,这个事情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不信上帝的人认为我是神经病,你就没有办法理解。等你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就能把我的书全部看懂了。当然你不懂了。他说:“好,好。”
邢同义今年已经有六十岁了,他不顾权力、不顾地位、不顾金钱,几乎是不顾一切,写成«恍若隔世»,在今天这个物质第一的现实中,是很宝贵的。
依:你去当右派了,妻子孩子怎么办?
李:这外人看起来就得全家死亡,八口人,我妻子一个月的工资仅仅能维持两个人的生活,一个月二十七元钱。我当时家里是父亲、母亲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大人就是四口,四个孩子,就是八口人。我走之后,因为没有钱治病就夭亡了一个孩子,就剩下七口人了。
依:你的大孩子多大?是怎么夭亡的?
李:十一岁,是个女孩子,叫个李绿竹。我去夹边沟一年多就夭亡了,因为没有钱治病。我是五八年走的,女儿那是五九年病死的。
依:多好的名字。
李:我书中写了一个事实,我访问了一个夹边沟的医生,他不是右派,他直接给我说出来,这个材料宝贵的很。他说夹边沟到清水河整两千人,活回来、跑掉的、连杂务人员才是一百八十名。这是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材料。他说:“李老师,夹边沟最后的人,不是埋掉了,是狼吃掉了。”他说埋来不及,那么多的死人怎么埋呀?
依:这个医生叫什么名字?
李:叫李忠武,李忠武,忠心的忠,武器的武,是酒泉市社区医疗站的医生,他亲口给我讲的。我见他的时候,很怪,我怎么认识他呢?政府介绍我去找他,因为接待我的时候,邢同义是酒泉地区的副书记,我是他的老师,因此是人大接待我的,官方接待我的。人家开车去找他,我去鞠了个躬,对他说:“李医生,我是李景沆,是个右派。”他理都不理我,照样开他的药方子。我再一次说:“我是老右派李景沆。”他一听我的名字笔马上放下,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好几分钟,他问我:“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我说:“是基督教徒。”他说:“我为你受了许多的苦。”我就不解,为什么?他说:“你到夹边沟进场的时候,听说你是个很有名的数学教师,我就建议场方对你优待。场方认为我同情右派,把我还给责备了,处罚了。”我就想,人在任何地方还是有同情心。
因此,他就把实话对我说了,他说:“哎呀!人死了不是埋了,是狼吃了,狼怎么吃人?狼吃了人眼睛是绿色的眼睛,狼吃人不吃骨头,只吃肉,只是吃肚膛,吃软的地方。选着吃哩,把肠子肚子拉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呀!”这是李忠武当面给我说的,这谁能知道?知道人叫狼吃掉了?政府陪同的官员当时都听着哩。
依:李忠武现在有多大了?
李:应该快八十岁了,是个老头子了。一共是三千五百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一千五百人,剩下的两千人,送到了高台明水河,最后只剩下一百八十人。这个数字很清楚,我是里面的人嘛。我觉得过去的事情越提越有价值,告诉所有的人,不然下一代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像听天方夜谭。
依:在你的右派问题所谓纠正之后,给你怎么处理的?名誉上,经济上?
李:后来听说,要法办农场的场长,场长说他是听从劳改局的指示。劳改局又说是听从省上的指示。省上又听从谁的?划右派的时候都积极的很,等死了人了,一层一层的踢皮球。
回来了以后,给夹边沟活着回来的人,一个人五百元,死了的人给两千元就算解决了。
依:就是封口费,我把钱都给你了,就算完了,结束了。有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给你?
李:没有,没有,不解释,不说什么,把钱拿上走就行了。
依:你有没有签字?
李:拿上钱,签个字,走就行了,没有什么手续。那个时候,家庭也需要钱,没有对,没有错,没有人给个说法。中国有个传闻,说宋庆龄,她有钱,想给右派分子补发工资。但邓小平说,我们党有能力给他们还,但是一分钱都没有。因为右派是他一手打的,他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所以是纠正,不是平反。
依:你拿到五百元?
李:五百元,当夹边沟的工资给的,不算错误的补偿,只是给你一些生活补贴。拿上走,不许多问。
依:你回到原单位吗?
李:我还是回到天水一中教书。我不想回来,人家非要我回来,因为好教师都死完了,没有教师了。我们学校的六个高级教师,就回来我一个人。二十二个右派,劳教的六个人,就我一个人回来呀。
是我的妻子赵立珍省吃俭用,缝缝补补,用在天水人民医院一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照顾一家老少的粮、油、衣食,一家人才得以熬到我回来。我回到家,老父亲天天坐在我的炕前,和我聊家长,他说:“二呀,你回来前,我听人说夹边沟死的人多,你也死了。我已经准备下去兰州的路费,一但证实你真的死了,我就去一头撞死在省政府门口……”老父亲的话让我热泪长流。
我是自愿去劳教的,本来说是愿意的就去,不愿意就自己谋出路。但是兰州的右派都不愿意去,就成了硬性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随时改,高兴怎么改就怎么 改。夹边沟是全甘肃省的右派,最坏的。是全甘肃省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书里写了一个解放北京的起义军,傅作义,他的弟弟也打成右派了。
依:你见到他了吗?
李:我见过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他的儿子后来来访问过我,他的儿子叫傅锦国,来找我,问我:“叔叔,你见过我的爸爸吗?”我说:“我见过。”因为我是个木匠,能比较自由的走动,去修理农具。我看见河沿下站立着一个人,动都不动,手里拄着工具站立着不动。别人干活,他不动,他不怕人批斗他,他不管,人已经饿得啥都顾不上管了。我就打问:“这个人是谁呀?”人家说:“这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快不行了。”那时候也就是五十多岁的样子。美国水利专业的留学生,他哥哥写信让他回来,建设祖国,建设大西北。他跑回来做贡献,最后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儿子亲口对我说:“爸爸走了以后,我们一家没有办法生活,就卖手表卖些值钱的东西,卖完了,再没有办法了,就写了一封信给傅作义。傅作义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我弟弟犯了错误了,但是他的妻子儿女还要生活。甘肃省一个月给他们一百八十元钱。”以后,他们就回到了山西,山西运城老家。但是到了文革的时候,又批判傅作义,批他同情右派。因为他地位比较高,能拿这么多钱,普通人十八元也拿不到。
依:那个傅作恭有没有和你说话?
李:没有,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动了,就扶着工具站立着,和谁都不说话,没有力气说话。那是冬天,农民都休息了,还叫右派要劳动,让人把冰块用钢扦撬开,抬到田里面,冰一尺半尺厚呀,抬到田里面,说到春天就能播种了。这是故意找苦工作,折磨人。夏天太阳晒都让人受不了,比如中午不让你回来,在地里睡下,我有一顶草帽,站起来可以遮头,但是躺下来,遮了头遮不了身体,戈壁滩的太阳呀,能把你烤成人肉干。不叫你中午回来,一天劳动十一个小时,中午还要晒太阳。不得了呀!
依:这个叫慢性屠杀,叫你慢慢死,不给你吃,不给你喝,还让你劳动,羞辱你,把人不当人。
李:听说有人去世的时候,就到死的时候就骂共产党。我们一中的校长任继文就开口骂,反正已经快死了,还怕什么?最后都饿死了,一中去了六个人,五个都死了,回来我一个人。
依:所以,你在替他们讲话。
李: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安慰他们的亡魂,安慰他们的妻子儿女,不写不成呀。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会说假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说话,就等于向上帝说话,我要把我的心完全交出来给上帝。
我的这本书的目的,第一,证明有上帝的存在。第二,历史的事实必须留下来,我是一个幸存者,直接写出来,这些历史,除了我知道,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希望你把我的书带出去,让外国的华人都看到,这是我的心愿。更希望翻译成外语,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世界上的人都看到。
依:李老师,上帝让我们认识和见面,我会把你的书带出去,介绍给关注夹边沟右派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