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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小记
这本书是李景沆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回忆录，他本人出现在纪录片《死灵魂》中，我将他在影片中的一些口述简要记录过，这本书他在片中提到过，我一直没忘。
书很短，如果对夹边沟历史有所了解，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无非增加些细节，但作为基督徒还是值得一读的。那些悲惨就略过吧，想了解的去读书，简单说几个印象深刻的点：
- 作者年轻时候在甘肃机缘巧合去过基督徒开的医院，医生护士们应该都是西方传教士，会在医院祈祷。
- 甘肃沦陷前夜，马家军和你共还是干了几仗的。但大部分像作者一样的汉族，帝国编户齐名统治下，世世代代费拉当惯了，不习惯通过战斗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战死比死在夹边沟里好得多。
- 据称某老师酒醉后云：共产党可杀。后来死在夹边沟了。
- 各路容易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们，留学精英们，在那种环境里无法保持丝毫的尊严和体面。人的动物性和恶会被无限放大。
- 东北人回忆小时候去远处的村子取火，人与人之间那么亲切友好。现在人恨人是什么世道。
-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督徒感叹，没想到人竟能到这步田地。
- 有一幕是作者和同伴被上级要求跳下水工作，好像是大坝还是水闸，作者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跳下去必死无疑。同伴果断主动跳下去了，回来后两个人相拥在一起，作者哭着努力用自己的身体暖和对方。
- 书是香港出的。祝福香港，为港人祈祷。
- 给死灵魂加字幕的后来好像还遇到过当局找麻烦。
- 作者提了多少遍罗马书8：28
- 如果说我们能从传教士们舍己的爱中看出天堂的倒影，我们也能从夹边沟的匮乏与憎恨中嗅出地狱的气息。爱是从上帝来的，地狱只是离上帝太远的不信者们自己的造物及归宿。
作者受访
来源：辉说（huishuo2016）
作者：依娃
小编按语：神的仆人李景沆弟兄打完了一生美好的仗，已经荣归天家。今天特推介关于他的一篇采访，盼望神藉着老弟兄一生美好的见证激励我们众肢体。
王怡牧师语：神的仆人李景沆长老，昨日（9月28日）离世归主，在世95年。甘肃天水。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夹边沟的幸存者。家庭教会殉道时代的记忆。终于歇了这世上的工，死在所多么玛城的街上。曾经，他与降卑的基督同在。现在，他与升高的基督同在了。主啊，我愿你来，也愿离世与你同在。怜悯我，扶持我，跑完最后一段或长或短的路。
受访人：李景沆，男，90岁，甘肃省天水市师范学院教授。
一九五七年在天水市第一中学被打成右派，发配夹边沟劳教。
是一名虔城的基督徒，著作有«蒙恩历程»。
时间：2012年8月25日、31日。录音长度：121分钟
采访地点：甘肃省天水市师范学院李景沆家。
大饥荒饿亡者：杨阳谷，男，30多岁，甘肃省天水师范老师，右派分子，饿亡于夹边沟。
杨阳谷的父亲，年纪不详，甘肃省天水市人，饿死于劳改队。
杨阳谷的母亲，年纪不详在丈夫被劳改、儿子被送到夹边沟后，自杀而亡。
李绿竹，女，11岁，甘肃省天水市场人，父亲去夹边沟，无钱治病，病亡。
邓立之，男，年纪不详，甘肃省临泽人，夹边沟右派，饿亡后被食。
傅作恭，男，50多岁，留美水利专家，夹边沟右派，饿亡。
任继文，男，甘肃省天水市一中校长，夹边沟右派，饿亡。
项文林，男，20多岁，甘肃省地质队工作，加边沟右派，因饥饿难忍，跳井自杀。
李崇厚，男，年纪不详，甘肃省徽县文化馆工作，加边沟右派，饿亡
根据天水地区档案馆有关资料记载：自1958年5月8日起，天水地区遣送夹边沟劳改的“右派分子”共计238人，生还了22人，按当时甘肃十个地、州、市算，甘肃全省葬身“夹边沟”的人数至少在三千人左右。
人吃人案件：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农场，有一个从临泽县送来的右派医生大夫邓立之，原籍山东，大个子，脸红红的，胖胖的，人很老实。由于长期饥饿，刚刚死。尸抛沙丘时，被三个劳教的人刨开沙子，割掉邓大腿上的肉。晚上三人合伙割邓立之的肉吃，剩余得拿来藏在一个右派睡的被窝里。第二天，他们同住的人，都发现他的被窝里有很多粘稠的血迹。吃人者被农场领导批斗打骂。
前记：我早早起来，在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献花，有百合、天堂鸟、康奈馨。在朋友庞女士的陪同下，来到天水师范学院。我们进了一座灰色的旧楼，登上三楼，然后敲门。门开了，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雪白却浓密的头发，沧桑却红润的脸颊，慈祥而善良的眼神。。“这位就是李老师，他就是去过夹边沟的。”我想走上前，拥抱住这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我的泪水禁不住涌出来，苦涩而酸楚。我知道，我拥抱的不只是一个九旬老人，一个夹边沟幸存者。我感觉到，我拥抱的是三千多名夹边沟右派不甘的死魂，至今难以安宁的死魂……
(拜访夹边沟右派李景沆和妻子赵丽珍)
依：李老师，我到天水来，就想拜访一下您。
李：那太好了，你能来，我很高兴。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咱们的右派有一个惨案，在甘肃酒泉的夹边沟那个地方。知识分子，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呀，大学教授、小学教师、画家、报社编辑等等的，去了三千五百人，幸存者只有三百人。幸存者连百分之十都没有。这个事情太多了，一下子没办法给你说清楚，从我的书«蒙恩历程»里你就能看到。
我希望你能带多少本就带多少本，拿出去给国外的中国人看看。你能带多少是多少，能带十本，更多更好，但是你带不动，能带多少算多少。
依：您今年九十岁，是吧？
李：九十岁。
依：我听胡杰说过你，介绍过你的书，但一直没有看到。
李：香港有卖的，但是它没有这些夹边沟的照片。照片很宝贵，这些照片，都是一些好朋友去夹边沟采访照回来，让我采用的。我还有别人去夹边沟拍下的死人骷髅的照片，我给你慢慢的找。这本书已经是第四版了，比以前厚了。我先后修订了几次。
关于夹边沟的书已经有好几本了，有些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有些是直接写的，这一本的作者是我的学生，叫邢同义，这个书就是«恍如隔世»，里面的一篇文章就写的是我。
这本书这么厚，我的几乎占了一百多页，都是写我的。其实，他写我的时候，是摘录我的书，他也需要我的资料。法国买了他的版权，买了版权。这本书现在全国发行了有一万多册，还继续有人看，网上也有我的资料。
依：他是采访你的吗？
李：先是用口述制作成磁带，录了八盘磁带，他回去根据八盘磁带整理，整理时不清楚、不懂的地方再来问我。现在有一个电影，已经在国外得了奖了。
依：叫什么电影？
李：叫«夹边沟»。
依：中国人拍的，王兵导演的，我看过两三次。
李：不真实。
依：不真实？我还觉得拍得好。你说为啥不真实？因为你是亲历人。
李：他不真实，他拍的这个地窝子，还有灯，还有水壶、还有桌子。真实是那个地形地貌真实，内容实际上比电影残酷得多，最不真实的是哪里来的桌子？哪里有什么热水瓶？里面全是土台子，全是土台子，再什么都没有。
依：只有你能看到这个不真实。
李：比电影残酷得多，表现不出来。比电影还惨，他导演没有那个亲身经历，我是亲身经历的。电影我看了，网上就有，下载了看的。
你看，在我的书里面的附录三，就把夹边沟的死人情况我自己才搞清楚了。我怎么搞清楚的？有一个朋友，想采访明水河，往夹边沟一共送去知识分子三千五百人，两年以后，就是一九五九年的深冬，滴水成冰的时候，他们把余下的(注：在夹边沟饿死一千多名后剩下的)两千右派分子，送到高台县的明水河，高台属于张揶地区管，张揶地区的高台县的明水河。这个地方是一片荒野、沙漠，在滴水成冰的时候，他们宣布：“大搞春播大战，向党献礼。”把两千人就送过去了，去搞春播大战。没有行李、没有冬衣，这怎么解释？
我以后才发现，在采访过程中才清楚，以前都不清楚，想来想去才清楚呀。第一条春播大战的时候，一批一批的送，只送人，不带行李，车只装人，不装行李。在夹边沟来说，我是一个政府最相信的人，我是个画地为牢的人，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场部，押送行李。人都先走完了，我押着行李，带上木工组的工具，和干部一起离开了夹边沟。我去了以后，他们就问我：“天爷！老李，你为什么把行李送来的这样迟？我们当‘团长’已经半个多月了，快冻死完了。”什么叫“团长”？你想想，零下二十多度下的人，那些人晚上缩成一团，像个人肉团子一样二十多天，怎么不是“团长”？
现在我才清楚。所谓春播大战，第一，不给种子。第二，不给工具。第三，旷野里没有耕地面积。第四：没有住处。旷野没有人能住的地方。第五，没有水源。怎么叫春播大战？送去两千多知识分子，做总结这就叫集体屠杀，一下子饿死。集体屠杀，这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找不见的。这必须让外面的人知道，这一点，我给你说，就把历史揭穿了。
夹边沟饿死的天水右派有不少。我的小学同学杨阳谷，他的母亲是天水的大地主家的女儿，他父亲解放时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捐献出去了。他本人毕业于北京师大，后来回到天水师范大学教书。他的大哥杨兑生和当时的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结婚，是天水的一段佳话。他大哥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被国民党暗杀，算是为共产党牺牲了。他的父亲死在劳改队，母亲自杀。杨谷生被打成右派后，送到加边沟，就死在夹边沟。可谓家破人亡。你看，这一家人惨不惨？
我为什么能生还？我为什么能生还？从两个观点说，第一个事实，在我几乎完全要灭绝的时候，两千人，还死的不到三百人的时候，眼看全要结束了(死完了)，不是把死人的口都封住了吗？历史上就没有人知道了吗？人就是死完也没有人知道，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去。但是上帝有眼，中央有一个钱正英部长，(李先生拿来珍藏的钱正英部长的照片)这是钱正英部长，就是这个人，是个女的，这个人了不起。因此我留下她的像片做个纪念，做为我救命的人，我留下来。如果夹边沟没有这个人，夹边沟的历史就没有人知道了。
她叫钱正英，我们都叫她钱英。她在我们快全部灭绝的时候，她来到西北考察，司机把方向给搞错了，把车给开到明水河了，当时路也不好，也找不到方向。
依：那是老天爷叫她来的。
李：对，车开进去，钱英看见有炊烟，旷野怎么会有炊烟？怎么有人家？她看见野滩上有死人的尸体，风吹日晒的，暴尸戈壁。她就让司机继续往前走，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死人？都是些什么人？她就开到农场，找我们的场长，场长大喊了一声：“绑！”就把钱英给绑起来，他认识人。车上有三个人，还有一个秘书和司机，那个秘书就说：“站住！这是我们的钱部长。”那个场长就吓坏了。钱英看到右派的个个面黄肌瘦，连吃饭、大小便都不能下炕，都在炕上解决，炎炎一息。大吃一惊，就赶紧给中央打电话，中央给甘肃省委打电话，抢救人命。我就是被抢救回来的。
依：这是哪一年了？
李：这是一六零年的年底，再有一个月就六一年了，六零年的下旬了，只有十几天就元旦了。
依：你那时候也就是三十七岁？
李：三十七岁，这才有了我的今天，我才能写出来这本«蒙恩历程»，如果没有钱英，明水河的人就死完了，现在就变成灰了，连骨头都不见了。历史上共产党就成功了，杀人灭口就成功了，人类的历史就埋葬完了。
依：我今天也不会坐在你面前了。
李：正是因为上帝有眼，有钱英揭开了这个盖子，这个人太要紧了，这个人太要紧了。
依：你这一句话很好：“上帝有眼”，人间再丑恶，世界再邪恶，上帝都会睁开眼睛。
李：我写这本书不容易，本来我是一名数学教师，文学水平不是那么好，我想告诉人的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必须把上帝的恩典写出来。第二个观点，必须把历史事实和 亲身经历写出来，这就尽了一个人的责任了。因此，我就开始写作了，其实，我是一个不会搞文学的人，但是在上帝的引领之下，我就把这个书写出来了。现在这个书已经赠送、发行了七千册了，现在准备第五次印刷，香港给的书号，在兰州印刷的。
(五十年过去了，夹边沟处处白骨累累)
依：你去夹边沟有多长时间？
李：两年零六个月，不到三年。我又重访了两次，到夹边沟去的时候。我找不到地方了，地形地貌都变化了，最后写«恍若隔世»的这个作者邢同义，他说：“李老师，我能找到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当地的第一把手，政治上的，酒泉市的第一书记。正因为他是地位书记，他才把事情搞清楚了。
依：他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弄不好官当不成了。
李：对，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写这个？”他说：“李老师，我要做个人，我要尽我的责任，这么大、这么悲惨的事情，我不写谁写呀？政府法办我，我都无所谓，我就不当这个官了。”他就把这个书写出来了。
他的书写完以后，甘肃省不许他出版。但是他想尽办法，还是出版了，在兰州出版了。
依：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夹边沟的？
李：你问的很好，你为什么去夹边沟？我来回答。我本来不是右派，从来没有任何右派言论，再说我的成分好，也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根子好着呢。第三，我没有政治问题，连三青团都没有参加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旧社会都要参加，我没有参加。这三方面就把我救下来了，这是上帝带领我逃过的，但是还是给我戴了个帽子，无中生有的帽子。
“李景沆，不发言比不发言还恶毒。”说我对党怀恨在心，我不发言不表态也是右派。
依：因为他有百分比，张三李四总得有人去。
李：本来中央的政策是百分之五，但是天水市第一中学的右派，职工是四十二人，右派分子是二十二个，百分之五十都超过了。超额多少倍完成任务，以显示对党的忠诚。揪出来的右派越多越忠诚，越红。害人越厉害，越忠诚。
最后学校宣布右派的时候说：“我们学校有二十二个右派，最轻的宣布你们四个人，你们可以接受劳教，也可以不接受劳教，自谋生活。你们想想，今天下午决定。”当场有两个人表决：“我离开学校。”当场就离开学校了。还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去？还是不去？
依：把你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你保持沉默，不表态？
李：你不说话就是对党不满，不说话就更恶毒，就是右派。
依：当时有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宣布你的右派问题？
李：没有，人家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我为什么要去呢？他们说去酒泉劳教，两年以后回来，其实是无期徒刑，是骗人，知识分子就受骗了。这是个信仰问题，我为什么去？我向主祷告：如果这一个月我生了病，我就不去。没有病，我就去。因为我是独生子，家里八口子人，全靠我一个人支撑，我不管就全家饿死。这是个信仰的问题，我就去了。
我就在上帝的启示之下，上帝叫我去！上帝叫我受苦！上帝叫我写这本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我在夹边沟受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为什么？一切都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举个例子，邢同义写了那本书以后，从兰州专门跑到我家里来问：“李老师，你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为了你的信仰，几乎要牺牲了你的生命而不顾。但是你写的‘神迹’我不懂。你是不编谎的人，写的‘神迹’我不懂。
依：什么叫“神迹”？
李：给人显现出来上帝的荣光，就是神迹。一种神奇的光亮照亮你，让你感觉到上帝的爱和赐予的力量。只有宗教信仰虔城的人才能感知这种力量的存在。邢同义从兰州专门来问我：“什么叫‘神迹’？我不懂，我整夜不得平安呀，我写你呢，我信不了，这是个矛盾。”我对他说，在夹边沟绝望中，曾经有一轮大光照亮我，让我忍耐忍耐，一切苦难都会过去。我说，这个事情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不信上帝的人认为我是神经病，你就没有办法理解。等你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就能把我的书全部看懂了。当然你不懂了。他说：“好，好。”
邢同义今年已经有六十岁了，他不顾权力、不顾地位、不顾金钱，几乎是不顾一切，写成«恍若隔世»，在今天这个物质第一的现实中，是很宝贵的。
依：你去当右派了，妻子孩子怎么办？
李：这外人看起来就得全家死亡，八口人，我妻子一个月的工资仅仅能维持两个人的生活，一个月二十七元钱。我当时家里是父亲、母亲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大人就是四口，四个孩子，就是八口人。我走之后，因为没有钱治病就夭亡了一个孩子，就剩下七口人了。
依：你的大孩子多大？是怎么夭亡的？
李：十一岁，是个女孩子，叫个李绿竹。我去夹边沟一年多就夭亡了，因为没有钱治病。我是五八年走的，女儿那是五九年病死的。
依：多好的名字。
李：我书中写了一个事实，我访问了一个夹边沟的医生，他不是右派，他直接给我说出来，这个材料宝贵的很。他说夹边沟到清水河整两千人，活回来、跑掉的、连杂务人员才是一百八十名。这是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材料。他说：“李老师，夹边沟最后的人，不是埋掉了，是狼吃掉了。”他说埋来不及，那么多的死人怎么埋呀？
依：这个医生叫什么名字？
李：叫李忠武，李忠武，忠心的忠，武器的武，是酒泉市社区医疗站的医生，他亲口给我讲的。我见他的时候，很怪，我怎么认识他呢？政府介绍我去找他，因为接待我的时候，邢同义是酒泉地区的副书记，我是他的老师，因此是人大接待我的，官方接待我的。人家开车去找他，我去鞠了个躬，对他说：“李医生，我是李景沆，是个右派。”他理都不理我，照样开他的药方子。我再一次说：“我是老右派李景沆。”他一听我的名字笔马上放下，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好几分钟，他问我：“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我说：“是基督教徒。”他说：“我为你受了许多的苦。”我就不解，为什么？他说：“你到夹边沟进场的时候，听说你是个很有名的数学教师，我就建议场方对你优待。场方认为我同情右派，把我还给责备了，处罚了。”我就想，人在任何地方还是有同情心。
因此，他就把实话对我说了，他说：“哎呀！人死了不是埋了，是狼吃了，狼怎么吃人？狼吃了人眼睛是绿色的眼睛，狼吃人不吃骨头，只吃肉，只是吃肚膛，吃软的地方。选着吃哩，把肠子肚子拉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呀！”这是李忠武当面给我说的，这谁能知道？知道人叫狼吃掉了？政府陪同的官员当时都听着哩。
依：李忠武现在有多大了？
李：应该快八十岁了，是个老头子了。一共是三千五百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一千五百人，剩下的两千人，送到了高台明水河，最后只剩下一百八十人。这个数字很清楚，我是里面的人嘛。我觉得过去的事情越提越有价值，告诉所有的人，不然下一代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像听天方夜谭。
依：在你的右派问题所谓纠正之后，给你怎么处理的？名誉上，经济上？
李：后来听说，要法办农场的场长，场长说他是听从劳改局的指示。劳改局又说是听从省上的指示。省上又听从谁的？划右派的时候都积极的很，等死了人了，一层一层的踢皮球。
回来了以后，给夹边沟活着回来的人，一个人五百元，死了的人给两千元就算解决了。
依：就是封口费，我把钱都给你了，就算完了，结束了。有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给你？
李：没有，没有，不解释，不说什么，把钱拿上走就行了。
依：你有没有签字？
李：拿上钱，签个字，走就行了，没有什么手续。那个时候，家庭也需要钱，没有对，没有错，没有人给个说法。中国有个传闻，说宋庆龄，她有钱，想给右派分子补发工资。但邓小平说，我们党有能力给他们还，但是一分钱都没有。因为右派是他一手打的，他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所以是纠正，不是平反。
依：你拿到五百元？
李：五百元，当夹边沟的工资给的，不算错误的补偿，只是给你一些生活补贴。拿上走，不许多问。
依：你回到原单位吗？
李：我还是回到天水一中教书。我不想回来，人家非要我回来，因为好教师都死完了，没有教师了。我们学校的六个高级教师，就回来我一个人。二十二个右派，劳教的六个人，就我一个人回来呀。
是我的妻子赵立珍省吃俭用，缝缝补补，用在天水人民医院一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照顾一家老少的粮、油、衣食，一家人才得以熬到我回来。我回到家，老父亲天天坐在我的炕前，和我聊家长，他说：“二呀，你回来前，我听人说夹边沟死的人多，你也死了。我已经准备下去兰州的路费，一但证实你真的死了，我就去一头撞死在省政府门口……”老父亲的话让我热泪长流。
我是自愿去劳教的，本来说是愿意的就去，不愿意就自己谋出路。但是兰州的右派都不愿意去，就成了硬性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随时改，高兴怎么改就怎么 改。夹边沟是全甘肃省的右派，最坏的。是全甘肃省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书里写了一个解放北京的起义军，傅作义，他的弟弟也打成右派了。
依：你见到他了吗？
李：我见过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他的儿子后来来访问过我，他的儿子叫傅锦国，来找我，问我：“叔叔，你见过我的爸爸吗？”我说：“我见过。”因为我是个木匠，能比较自由的走动，去修理农具。我看见河沿下站立着一个人，动都不动，手里拄着工具站立着不动。别人干活，他不动，他不怕人批斗他，他不管，人已经饿得啥都顾不上管了。我就打问：“这个人是谁呀？”人家说：“这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快不行了。”那时候也就是五十多岁的样子。美国水利专业的留学生，他哥哥写信让他回来，建设祖国，建设大西北。他跑回来做贡献，最后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儿子亲口对我说：“爸爸走了以后，我们一家没有办法生活，就卖手表卖些值钱的东西，卖完了，再没有办法了，就写了一封信给傅作义。傅作义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我弟弟犯了错误了，但是他的妻子儿女还要生活。甘肃省一个月给他们一百八十元钱。”以后，他们就回到了山西，山西运城老家。但是到了文革的时候，又批判傅作义，批他同情右派。因为他地位比较高，能拿这么多钱，普通人十八元也拿不到。
依：那个傅作恭有没有和你说话？
李：没有，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动了，就扶着工具站立着，和谁都不说话，没有力气说话。那是冬天，农民都休息了，还叫右派要劳动，让人把冰块用钢扦撬开，抬到田里面，冰一尺半尺厚呀，抬到田里面，说到春天就能播种了。这是故意找苦工作，折磨人。夏天太阳晒都让人受不了，比如中午不让你回来，在地里睡下，我有一顶草帽，站起来可以遮头，但是躺下来，遮了头遮不了身体，戈壁滩的太阳呀，能把你烤成人肉干。不叫你中午回来，一天劳动十一个小时，中午还要晒太阳。不得了呀！
依：这个叫慢性屠杀，叫你慢慢死，不给你吃，不给你喝，还让你劳动，羞辱你，把人不当人。
李：听说有人去世的时候，就到死的时候就骂共产党。我们一中的校长任继文就开口骂，反正已经快死了，还怕什么？最后都饿死了，一中去了六个人，五个都死了，回来我一个人。
依：所以，你在替他们讲话。
李：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安慰他们的亡魂，安慰他们的妻子儿女，不写不成呀。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会说假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说话，就等于向上帝说话，我要把我的心完全交出来给上帝。
我的这本书的目的，第一，证明有上帝的存在。第二，历史的事实必须留下来，我是一个幸存者，直接写出来，这些历史，除了我知道，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希望你把我的书带出去，让外国的华人都看到，这是我的心愿。更希望翻译成外语，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世界上的人都看到。
依：李老师，上帝让我们认识和见面，我会把你的书带出去，介绍给关注夹边沟右派的人们。